王涵:房地产的老办法失灵了,A股或成为全球最好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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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生财有书

编者按:

10月31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人力资源俱乐部承办的“2019 金融领袖人才发展战略峰会”在沪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为“人才驱动力 启航新征程”。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金融人才的培养,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在演讲中聚焦资本市场,详解了为何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会出现负利率、全球和中国的宏观经济将如何发展、未来资产配置等问题。

王涵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低谷,在全球经济经过多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后,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利用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一要确保债务不发生问题,二要鼓励创新,而鼓励创新就不能过多依赖债券市场,而要靠股权市场。他认为,未来A股可能是全球最好的资产。

全球政府高负债,传统经济刺激政策难以奏效

通过观察主要发达经济体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名义GDP增长率,王涵发现,当前全球偏弱的经济增长状态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不常见的,上一次全球出现如此差的经济增长情况要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大萧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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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在目前全球政府高债务率的情况下,很难继续使用传统的经济刺激政策。

“在经济的饼无法继续做大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可以在中间做一些调整,比如耳熟能详的财政刺激、货币刺激。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目前政府的债务水平,会发现当前17个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呈现一种过去150年没有出现过的高债务状态。”王涵说。

王涵认为这是西方政治体系中的选举制度导致滥用财政赤字的结果。没有人愿意承担经济下行带来的痛苦,最后形成的后果就是高债务。随着债务率的上升,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政府做财政刺激的空间就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全球会出现利率处在极低水平,甚至是负利率的情况?王涵认为,“原因在于财政政策没有空间。如果货币不继续放,之前通过放货币撑起来的资产价格就面临崩塌的风险。负利率本质上是没有人想要钱,是货币危机,而在货币危机的过程中,大家更愿意持有钱的替代品,比如低风险偏好者认为是黄金,或者高风险偏好者认为是数字货币。”

在弱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王涵认为,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政治上的分歧加大。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没有办法在增量中解决问题时,政治体制内部的分歧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根据全球不平衡研究中心做的跨国家研究,从1980年到2016年,全球底层50%的人口贡献了全球实际收入增幅的12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人群是新兴市场的劳动者,中国是其中之一。同时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拿走了全球所有收入的大头,获得了27个百分点的实际收入增幅。而受到挤压的则是美国和西欧所谓的中产阶层,他们的人均收入增幅慢于全球平均水平。

王涵认为,由贫富差距导致的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已经超过了历史高点。这种分歧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导致经济“去全球化”,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从2009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鼓励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远超鼓励贸易开放的政策,而保护主义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会提升贸易壁垒,等效把所有人的价格提高,会导致效率损失,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球经济的饼越来越小。从2018年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以来,几乎所有经济体的经济领先指标都是向下的。”王涵说。

中国经济正经历结构性改变

在全球经济减速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难免受其拖累出现放缓。

王涵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状态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末,其背后的逻辑是经济结构的变化。90年代末国有企业面临很大的压力,纺织等行业见顶,开始有所调整。而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投资见顶。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GDP的数值,从1997年的24%左右,一路上升到2016年的80%。这说明分子跑的比分母快,投资跑的比经济快,投资是这些年来经济的驱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基建投资、房地产拉动了大量的民营企业,但现在这一时代已经过去。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开始发展房地产行业。1997年时,中国所有城市人口(包含城市户籍人口和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平均住房面积是21平方米,这一数据到2016年底是42平方米,到2018年年底是45平方米。

王涵认为,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后,已经不能成为经济的核心驱动力。

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2015年时,45~49岁和25~29岁是中国人口的两个高峰,但在5年之后的2020年,这批40多岁的人口进入到50岁的阶段,这也意味着这一群体的整个消费倾向在发生变化。整个中国消费的结构会从房产、汽车这些耐用品,转变为医疗、教育、保险等服务产品。

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债务问题。中国内地2008年时(不含港澳台)的债务率是142%,约占GDP1.4倍,而在2018年年底上升为GDP的2.5倍左右。相比之下,美国在2008年底债务率是240%,GDP的2.4倍,到去年年底是GDP的2.5倍。

王涵表示,10年前,因为债务率很低,当经济遇到困难时,政府的第一选择是扩张银行资产负债表,用一个比GDP更快的速度扩张债务,解决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当债务率升高后,政府的决策一定会不一样。

今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

王涵认为,这句话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政府要求整个债务扩张的速度跟GDP增速相挂钩,意味着政府开始关心债务扩张过快的问题,首先要确保债务不能出现系统性问题。

“债务要跟GDP挂钩,每年GDP增长名义是8%左右,全社会付息成本在6%。”王涵认为,“目前的利息成本太高,政府接下来的目标可能是把全社会的付息成本降下来。”

其次,要把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增长。

去年的10月3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今年2月22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提到,“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王涵认为,经济要转型、要鼓励创新就不能过多依赖债券市场,融资要靠股权市场,必须搞股权融资。因为银行的贷款融资承担风险的能力低,而科创型企业成功率低,这种情况下融资结构一定是PE/VC式的融资。

对于资产配置,王涵谈到,从去年12月31日到今年10月10日,从全球所有大类资产净涨幅来看,A股领跑全球。他认为,尽管短期内股票市场可能因为对货币政策的担忧有所动荡,但长期来看,股市是有机会的,而短期内的“坑”可能是买点。未来A股可能是全球最好的资产。

责编:任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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